的特工人员，皮领翻在耳朵上，手里拿着蓝光的手电，看样子寒冷、疲劳而困倦。他们把客人都送上了汽车。

“咳，在黑暗中怎他妈的开得这样快？”当汽车穿过大门高速进入漆黑的空间时，海军将军不高兴地说。“俄国人长了猫眼？”车子在黑暗中停下来，保镖带着三个美国人走到一个门口，进去后，他们发现是在民族饭店寒冷的小休息室里，接待处的桌上点着一盏暗淡的灯。开门的看门人裹在皮大衣里，电梯开着门，没有灯，已经停开了。将军跟他们道了晚安以后缓步上了楼梯。

“上来一会儿，”亨利跟莱斯里-斯鲁特说。

“不，谢谢。我摸回我的住处去，离这儿不远。”

帕格坚持要他上去，斯鲁特跟着亨利走上阴暗的楼梯，到了阁楼上的一间小房间。“我不象塔茨伯利那样值钱，”他说。

“塔茨伯利是苏联能得到的最好的宣传家。”斯鲁特说“我想他们知道这个。”

帕格打开箱子的锁，拿出一个狭长的公文包，又打开锁，从里面找文件。

“我希望你能懂得，”斯鲁特说“这些锁毫无作用。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已经拍了照。”

“是的，”维克多-亨利心不在焉地说，他拿出一封信放在口袋里。“你要稍稍睡一会儿吗？请你再呆一会儿。有事情要做。”

“啊？”由于他对亨利新增长的尊敬，斯鲁特二话未说，就往硬的窄床上一躺，床下的弹簧发出吱吱格格的声音。他的脑袋还是晕晕乎乎的，看电影时那些影子似的服务员不断给他添香槟酒，他喝多了。接着一阵打门声使他清醒过来。维克多-亨利站在门口正和一个穿黑色皮上衣的人说话。

“好，我们就来，”他用带着难听口音的俄语说“一分钟。”他关上门。“你要不要洗一洗，莱斯里？我愿意你跟我一起去。”

“去哪里？”

“回克里姆林宫。我这儿有一封哈利-霍普金斯给权势人物的信。我原来想不一定能面交给本人，现在也许有可能。”

“上帝，大使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斯坦德莱海军将军带给他总统关于这件事的一张便条。我想他很生气。不过他知道这件事。”

斯鲁特坐起来。“生气！我想当然会这样。霍普金斯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办事方法，这是很古怪的，亨利上校。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直接通过大使去见一个国家元首，你是怎样安排的？”

“我？与我无关，我受人调遣而已。霍普金斯要把这个作为非正式的私人信件交给斯大林，要不然就算了。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也不会去和哈利-霍普金斯争论。我知道他已和奥曼斯基说过。要是这使你的处境尴尬的话，我想我就一个人去。那里能找到翻译。”

斯鲁特从各个角度来考虑这件不寻常的事——主要从他自己在职业上自保的角度来考虑——开始在发黄的贴墙镜前面梳理头发。“我要给大使写一个书面报告。”

“当然。”

在一间屋顶很高、灯光阴暗的长屋子里，墙上挂着一排地图，斯大林坐在油漆的会议桌的一头，在他面前的一条绿布上放着一堆文件。独裁者手边一个石头的烟灰缸里装满了烟头，说明从宴会送走客人回来后他一直没有停止工作。他现在穿着一套粗咔叽制服，显得很松垂宽大，他看来很疲倦。他经常的英文翻译巴甫洛夫坐在他身边，这是一个瘦削、苍白、黑头发的年轻人，有着一种聪明而小心翼翼地顺从的表情。这间大屋子里没有别人。当穿制服的礼宾官把两个美国人请进去后，斯大林站起来，和他们握手，默默地做了个优雅的手势请他们在椅子上坐下来，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亨利上校。

亨利交给他一封信以及一个用发光的蓝纸包着的圆盒子，用英语说：“主席先生，我还是不要再用我糟糕的俄语来使您难受的好。”斯大林小心地用裁纸刀拆开白宫的信封。斯鲁特翻译后，斯大林稍稍侧着头，用俄语说：“请便吧。”他把单页的手写的淡蓝信纸递给巴甫洛夫，信纸上角印有白宫字样。

当斯大林拆开盒子时，帕格说：“这是霍普金斯先生跟您谈起过的他儿子很喜欢的特等的弗吉尼亚烟斗丝。”巴甫洛夫把这一句以及后来美国上校说的每一句话都翻了过来，不仅又快又精确地传达亨利说的每一个字，有时候连语调也传达出来了。斯鲁特沉默地坐在那里，不时点点头。

斯大林在手上转着蓝色的铁罐，说：“难得霍普金斯先生还记得我们偶然闲谈中提到的烟斗丝。当然，我们苏联也有很多好烟斗丝。”他的手用劲迅速扭开了铁罐，好奇地细细观察了厚封的铅皮，然后用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指划开了封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烟斗。“现在你可以告诉霍普金斯先生，我已经尝了他儿子的烟丝。”帕格懂得斯大林这句简单的俄语，其余的他就跟不上了。

当巴甫洛夫大声翻译霍普金斯的信时，斯大林装满了烟斗，用粗火柴点燃起来，喷出一口芬芳的蓝烟。象沉思似的静默了一会以后，独裁者转过含蓄无情的眼光，对着维克多-亨利开始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