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二回灵活应变克时艰教条主义招失败（下）

在身处逆境的日子里，毛泽东从容不迫，既坚持原则，决不放弃符合实际的主张，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一次，毛泽覃、邓小平相约来看望毛泽东，谈起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情绪十分激动。毛泽东劝慰道：“个人委屈小，党的事业大。我的党籍还没有被开除，苏维埃主席还没有被撤职；你们的党籍也没有被开除，这就有希望。”邓小平道：“可是，他们整人整的很厉害。”毛泽东道：“这也是一种锻炼嘛。在逆境中，我们都要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力争为党多做些工作。”毛泽覃道：“可他们免除了我们的职务，不让我们工作。”毛泽东道：“那也不要紧。可以抓紧时间多读书，多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把坏事变成好事，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何乐而不为呢？”邓小平、毛泽覃二人大为叹服。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身处逆境勿沉沦，挫折面前见人品。若有闲暇居斗室，何妨读书做学问。

1933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政策”和“保甲连坐”的新战术，逐步向苏区推进。他自任总司令，以五十万兵力，分成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进行围攻。

与此同时，临时中共中央在博古的主持下，召开军事会议，增补博古、项英为中央军委委员，选举朱德为中央军委主席，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博古不懂军事，但却装成一个内行，反对小打小闹的游击战术，主张大兵团作战，向往狂潮式的革命运动，幻想着在一夜之间打垮国民党反动派，建成红色的苏维埃国家。在他的主持下，临时中央提出将红军主力分成南北两路，分离作战，实行“堡垒对堡垒，两个拳头打人”，主张与敌人进行死打硬拼的“正规战”。

九月初，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立即以“太上皇”的身份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博古盲目迷信李德，坚持成立了红军最高指挥机关——“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彻底剥夺了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军事指挥权。从此，红军作战的决定权、指挥权完全掌握在李德手里。李德是德国人，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下命令要靠翻译，听取战斗汇报也要靠翻译，对中国的国情、军情、民情一无所知，仅靠一张既不详细又错误百出的地图指挥作战，随心所欲的发号施令，甚至连一门迫击炮，一挺重机枪摆放在地图的某一曲线上，都要给前线部队严格规定，强令战场指挥员必须无条件执行。不服从李德的命令，就是不服从博古——博古自命代表党中央，担任着苏区党内的最高职务——而不服从博古，就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就要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轻则撤职查办，重则就地枪决。

在李德的瞎指挥下，北线的红军和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血战十余日，损失惨重，被迫放弃黎川。黎川失守后，博古、李德不是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在军队中寻找“罗明路线的代表”，将前线指挥员萧劲光污蔑为“临战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由于军委委员毛泽东、王稼祥的坚决反对，萧劲光才免于死刑，但却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并判处五年徒刑而关进监狱。

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毛泽东就向博古表示，反对“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主张红军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但却被博古予以否定。黎川失守后，博古、李德又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强令红军主力收复黎川，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在硝石、资溪桥、浒湾等地硬拼，结果全部陷入被动挨打，节节败退的地步。

毛泽东没有军事指挥权，只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动员群众，支持战争的工作之中。他召集各县干部会议，发表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演，强调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政权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满足了群众的要求，群众才会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从战争的发展来看，决不能忽视各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会上，他布置各县、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

由于敌我双方不断进行拉锯式战争，苏区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经常受到破坏，发展很不平衡。毛泽东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农村调查，全面检查土地分配，巩固土地改革成果，保障翻身农民和红军家属的切身利益，为反围剿战争奠定群众基础。

十一月底，传来了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的消息。毛泽东闻讯大喜，极力主张与福建政府联合，打破敌人的封锁。他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敌人的围攻线，跳到堡垒群之外，纵横驰骋于浙江、江苏、湖北地区，迫使敌人撤兵回救，即可粉碎其向苏区根据地之进攻”。然而，博古、李德却把国民党内的中间力量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